我于2003年出版拙作《金松岑传》，之前经过6年的努力，终于成稿。当时我有个奢望，就是想让费孝通教授为本书题个字，因为费孝通教授年轻时曾在其父亲费朴安的带领下上门拜访金松岑，讨教学业，而我在《金松岑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金松岑的晚年，几乎都劝他的学生读《史记》。费孝通先生曾写过一篇题目是《＜史记＞的书生私见》，叙述他拜过金松岑为师的经过。金松岑与费朴安是老相识，费朴安二十世纪初，居住在同里章家浜，租住“大夫第”大厅的后面三楼三底，在那里生下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金松岑寓居苏州后，费朴安领着他儿子，登门拜访过他。 1993年2月16日费孝通撰文回忆道（现收录在《费孝通的文集》中）：

    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尚在中学里上学，有个暑假，我父亲不知为什么要我跟他一起去走访一位他的老朋友。进门坐定，我父亲叫我站起来向这位老先生鞠躬行礼，口称“老师”。这种已经大为简化了的传统仪式，在20年代也是少见的。礼毕，那位教师向我父亲带着一点商榷的口气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 ”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回想此生，也只有这一回。假末，我向老师去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样？ ”对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 ”“为什么？ ”“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 ”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甚至自从这次告辞之后，我也没有去拜见过他。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听到我在广西瑶山出了事，特地找我父亲要知其详，还写了一篇纪事，收入他的《天放楼文集》中，可惜我在解放后重回故乡时，他已去世，连文集都没有看到。

    费孝通先生一生可谓读万卷书，但常挂在心头的“没有几本”，其中之一就是《史记》。费孝通读《史记》，就按“老先生”金松岑的要求做的。费孝通先生文中提到他在广西出了事，金松岑写了一篇纪事，这篇纪事就收集在金松岑的《天放楼文集》卷四中，题为《救夫殉学王同惠女士墓碑》，文中详述其遇难的经过。

    ……

    所以我非常想让费孝通教授为我题一个书名。

    2002年11月，我在吴江宾馆门口遇到原吴江市人大于孟达主任，很巧，我知道费孝通教授就在吴江宾馆内，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开口托于孟达主任，让费孝通教授帮我题写4个字，即“金松岑传”，于主任让我拿笔写下来，我就从包内取出笔和小纸片，写在纸片上，然后递给于主任。此后就是长时间的等待，没有音讯，我担心那张不起眼的小纸片弄丢了，或者于主任和费孝通教授将此小事给忘了。

    2003年1月，我的书稿已经交印，我也不抱任何想法了。准备给书稿封面印个正楷字。不想就在此当口，于主任托当时的文联主席刘强民给我带来了费孝通教授的手迹，没有错失机会，让我激动不已，有费孝通教授的题字，给拙着增光添彩。这样我就急忙在跋内添加了一句：此书“付梓时于孟达先生为我转交来费老的题字”。后来遇到于主任时，听他介绍，费孝通教授当天接了我的小纸片，特认真地说了一句：“喔，金松岑，我曾拜他为师呢。有人为他写传，很好，我得认真地去写。 ”他没有像对待宾馆服务员小姐那样当场挥就，而是带回房内，认真题写，几天后交与于主任，还问起金松岑的小辈现在生活得怎样？因为金松岑的小辈都不在吴江居住，所以于主任没有回答上来。我后来把费孝通问起的事，转告给金松岑的孙儿，二位孙儿都很感激，他们认为费孝通这样一位名人，居然还会关心他们，爷爷地下有灵，也会宽慰的。

    2004年4月，费孝通教授最后一次来吴江，我的书也在一年前出版了。为了感谢费孝通教授，我在费师夷先生的热心陪伴下，带上两本书，到吴江宾馆去探望费孝通教授。那天很轻松，里面就坐的，有于主任、还有接待办的沈志刚主任，费孝通教授不久前摔了一跤，已经不能站立，平时只能坐轮椅，也很少说话。费师夷先生向他介绍了我。我也捧上两本书，他接过后，翻了翻。然后脸上笑嘻嘻，点点头，好像说话很困难。而我也笨拙得不知该说什么？在费师夷先生的建议下，我与费孝通教授合了影。出来的路上，我才想起，我连一句普通的“谢谢”都没有说。

    在纪念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借此机会向在天之灵的费孝通，补说一声“谢谢您的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