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三届的知青。上山下乡，返城无望，就地招工，嫁给知青。似乎记忆里小学时代的周末，都是我一个人度过，她总是在忙碌，而我则以书陪伴，这也让我后来和她的关系总是淡淡的。工人新村里的知青子弟总在算计何时可以返城，路子不过两条，或者考大学，或者上完职高进故乡的工厂就业，但总一划拉就到二十出头，隔两年娶个媳妇生个娃，这一辈子也就定了。谁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下岗，又不想我荒废岁月，于是就在我初二那年，带我回到了故乡。

　　我们借住在亲戚不用的棚户区小平房里，那片低矮的房子落在周边高楼的阴影里，就像是大明宫雨后的泥潭，而我们就是泥潭中的蚂蚁。父亲留在县城挣着糊口钱，而我们俩在繁华的城市中也无法学哲学家仰望苍穹，我上学，她做开了小买卖。

　　开始的时候，她在商店做过售货员，在人家里当家政，然而都没有什么赚头，于是便出来单干，准备在公园里面设机器玩电子枪打靶。机器是沈阳卖的，她只买到一张站票，绿皮火车一天两夜的路程满是人，没得休息，最后累惨了，拿张手绢往脸上一盖，就缩在人家座椅腿下面眯一会儿。好容易买回来，每天早上推着车子去公园坐一天，晚上再回来，挣上一点儿微薄的利。至于在公园里，和别的摊位抢地盘，中途想上厕所又不敢去怕丢东西，碰上喝醉酒的客人胡搅蛮缠之类的事情，她不和我说，但我能想象到。

　　可那时候的东北货失去往日的精气神，隔三差五地坏一坏。母亲没办法总是送回沈阳维修，所以就认了栽，准备换点儿别的东西干。她没摊位，也没本钱，于是就只能从城北的批发市场进点儿咸鸭蛋和松花蛋，放在姥姥家一个一个地卖。

　　姥姥家住四楼，得一筐一筐地往上搬。这些蛋每一个都用厚厚的黄泥裹着，松花蛋外面的泥上还掺杂着麦麸皮。要用钢丝球洗干净，蒸熟之后才能卖，年迈的姥姥帮我们完成前两步的工作，她要负责家里很多人的饮食，可她爱自己的女儿。

　　母亲在楼下卖这些蛋，风雨无阻；而我在明亮的教室中读书，风雨无侵。

　　有的时候，我也会帮她卖蛋，可一个高中生哪里会做买卖，还颇像孔乙己那样要面子，端着一本数学习题在卖货，所以我在的时候，人流惨淡。就算被人家问起，也根本不知道这些蛋的成本，一催问，甚至五毛就卖。母亲知道后勃然大怒，她和姥姥两个人废了那么大的功夫，你竟然赔着本儿就这么出去了？我也生气，我是个学生啊！你不让我做题，让我卖蛋！

　　她倔，我随她，也倔。

　　吵架那天我先回去了，学习到晚上，都十点多，忽然发现母亲还没回来。想起那阵我们城市里有流言说外地犯罪团伙流窜来了，要在这里杀人。我那时候还分不清谣言，见她还没回，就有些慌，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话，便想去姥姥家接她。可我一个高一的孩子也没什么自保的手段，忽然见墙角有一柄陈年的棒球棍，据说我五舅爷爷在民国时候上小学体育课用过，又抄起一柄削铅笔的美工刀。棍棒在手，刀具在怀，心里稍微踏实了些，一个人走在将近凌晨的街道上，战战兢兢，生怕有恶人窜出来。到了姥姥家，说我妈今天帮着姥姥洗了不少蛋上的泥，所以走得迟，刚走，可能岔道儿了。

　　我心里定下来，回去的路走得也缓，到了棚户区的家门口，窗上有一道光，是她在等我回家。进了门，我把棒球棍和美工刀放下，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