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本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戒。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周恩来与邓小平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苏台仁，原题：周恩来为何选在邓小平复职当天要求“病休”？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突然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称陈毅“是1个好人、是1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是一件对现在，对将来的中国政局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关全局大事。为此，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最终决策者。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