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北京时，专程赴70公里外的房山县，参观了着名古刹云居寺。

    早在1961年，云居寺就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寺内还珍藏有佛祖的两颗肉舍利，与北京八大处的佛牙舍利、西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并称为“海内三宝”。然而，由于地处偏远，此地的旅游一向寂寞，许多北京人都未闻其名，外地游客更是寥寥。寺内殿堂大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修复的，规模也不宏大，起初参观时难免有些扫兴。后听了相关介绍，到地宫里看了石经，再爬上寺外的石经山参观了藏经洞，这才一次次被震撼，且久久地陷于恍惚中。

    云居寺是世界上收藏石经最多的寺庙。所谓“石经”，就是刻在石头上的经文。古人认为纸帛书经会轻易遭毁，镌刻于石才能永存于世。早在汉代，人们就已将儒家经典镌刻石上，到了北齐，则出现了第一块石刻佛经。云居寺所藏石经又称房山石经，创刻于隋朝，延续至明代，其间师徒相传，代代接替，共经历6个朝代、1000多年时间。目前已发现的石经板有14000多块。

    历代统治者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各不相同，南北朝时期，曾出现过两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大规模“灭佛”运动。一时间，庙宇被充公、僧众令还俗、佛像遭砸毁、经书化灰烬，佛教蒙受了灭顶之灾。没有经书，信徒们就无法念经拜佛，就会失去信仰。于是，便有僧人特地将佛经刻在石上，存入洞中，以俟灾难过后取出，作为底本拓印，以免失传。

    隋朝大业年间，有位叫静琬的和尚经过多方考察，最后来到房山。他见此地山峦拱围，似有灵气，山下有石窝村盛产石料，山上还有洞穴可以藏经，于是开始化缘筹钱，潜心刻经，无意间启动了一项浩大到不可思议的工程。

    据史料记载：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曾感动于刻经之举，请求皇兄赐给云居寺大唐译经作为刻经样本，唐玄宗便派高僧将4000多卷译经护送到寺中。今天，全国范围内保存的唐代写经已十分稀少，而石经山上却藏有4000多卷石刻版大唐译经，难怪赵朴初先生会由衷感叹：“云居寺是北京的敦煌！”到了辽代天庆年间，山上9个石洞已经藏满经碑，于是僧人们又在山下的云居寺内挖掘地穴搁置，并在地穴上建塔详记始末。此后的岁月，朝代时兴时衰，大规模的“法难”也并未降临，只有僧人们在信仰的支撑下，寂寞而坚韧地刻着石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956年是释迦牟尼佛逝世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报请国务院挖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献礼。有关部门对山上石洞内的刻经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清理、拓印工作，然后按照原来的位置重新封存。1957年，文物工作者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寺内已被侵华日军炸毁的南塔塔基下找到了地穴，挖掘出土辽金时期的经板共计10082块。

    大自然经常会嘲弄人类的文明，石经板在出土后的40年间，竟发生了严重风化，损坏程度超过了过去一千年里的总和，严峻的现实催促文物保护者必须制定对策。 1999年9月9日，在一场盛大的佛教仪式后，1万余块地穴石经被回藏到在原址上改建的现代化地宫内。地宫面积400平方米，墙体防水、室内充氮、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专家称这是目前最有把握的保护方式。站在地宫的游廊上，透过玻璃窗往里望，灰暗的石板被层层叠叠地码起来，从地下一直堆到天花板。刹那间，穿越千年的时光、无数信徒的虔诚、难以计数的劳作、矢志不渝的传承……一切的一切，都汇聚于一室，以一种直截了当又无法形容的凝重呈现在面前。那种凝重，能把人逼到窒息，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卑微的小飞虫，径直撞上了一口大铜钟。

    走出云居寺，又去参观石经山的藏经洞。山路上，正午的阳光无遮无拦地洒下来。那些裸露的山石，更是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尽管从前树木葱郁、白云缭绕的景色已经一去不返，但此地的好风水仍然可见：拱围在周边的山峦如同莲花花瓣舒展开去，而石经山就是莲花的花蕊；越过山口，外面的平原像大海般一望无垠。途中未见其他游客，毕竟，几个藏经洞是难以勾起人的兴趣的。当年的僧人也是背着石板走过这段寂寞的，刻经，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

    看守藏经洞的赵师傅，年过半百，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因为平日见人少，遇客自然话头长。说起房山石经的来龙去脉，赵师傅更是滔滔不绝。在这座寂寞的山上，他已与石经朝夕相伴了近20年。他的面颊，也是紫红粗粝，皱纹密布，如尘封已久。在藏经第三洞前的铭牌上，读到静琬大师的一段话：“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不由感慨：如今佛未遭劫，法已式微。山下殿堂内的僧人见到游客便拉着算命，只有牟利，再无信念，所谓的经本，也仅仅是念在嘴上、印在纸上的文字而已。那种执着的精神、刻苦的修行、无垢的皈依，亦像深藏洞中的石经一样，快要被人遗忘了。

    寂寞云居寺，谁解你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