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对高岗的提拔重用，既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批评，更是对他们二人的激励。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戴茂林、赵晓光，原题：高岗的权力何以能迅速超越周恩来与刘少奇？（节选）

一场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使高岗的权限进一步加大。

新中国的税制，是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的方针于1950年初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日渐显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将新税制阐述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虽然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仍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他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如此重大的调整？难道仅仅是对实行新税制不满吗？

如果我们回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联想到高岗在进京之前与刘少奇发生的几次争论和毛泽东对争论双方的态度，就会发现，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变，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也批评了急躁冒进情绪，但他着重批评了脱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程中，是认事不认人的。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

而恰恰相反，高岗是认人不认事的。他自认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最高统帅的欣赏，别人统统不在话下了。

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对高岗的提拔重用，既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批评，更是对他们二人的激励。

然而，刚刚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高岗未能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深邃思路。